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孔子是文质彬彬的君子，是充满爱心有教无类的老师。
在政治上，孔子不争，国君冷落他了，他就带着弟子走人；
在教学上，孔子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循循善诱，基本上不骂人；
他连上课都很诗意，于杏树下悠然弹琴，学生们在树下或坐或卧的读书，很有诗与远方的感觉。
但诗意仅存在于孔子喜欢的弟子身上，比如颜回。孔子把颜回当成宝，要不每天夸一遍，他都觉得愧对人生。
诗意的校园生活，对于刺头宰予来说，只是失意。
如果一个学生被老师公开批评，且批评的话竟然成了网红语言，数千年来兴盛不衰，那么对这个学生来说，人生太难了。而宰予就是那个被骂惨的学生。
有一天，孔子正在上课，我估计是上周礼课，因为孔子梦想恢复周礼，拯救那个已经礼崩乐坏的世界。而宰予不感兴趣，睡着了。
孔子大怒，他认为宰予不够尊重自己——再烂的老师也讨厌学生在自己口若悬河的时候睡觉，哪怕是如雌兔眼迷离一般都不行。
孔子大骂宰予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”，说白了就是骂他“烂泥扶不上墙”。
从此，聪明的且有反叛精神的宰予成了“问题学生”，搞得人们一听到朽木和粪土之墙，就想起上课睡觉的那个倒霉孩子。
其实，宰予并非如此不堪。他是孔子排定的“孔门十哲”之一，名列“言语科”第一名，比口若悬河的职业外交家子贡还牛。
宰予在唐朝被封为“齐侯”，在北宋被封为“临淄公”，在南宋更是被封为“齐公”。
这说明两个道理，第一问题学生并不一定是坏学生，他们也有权有能力拥有美好的未来；第二，再好的老师也有走眼的时候。
宰予是少有的敢和孔子较劲的学生。有一次，他问了孔子一个两难的问题：有一个仁者掉进井里，另一个仁者要不要去救？
因为跳下去就是死，但是转身走人就是见死不救，那就不是仁者。孔子很生气，说君子不是拿来愚弄的，就这样把问题糊弄过去。
孔子对宰予充满了成见，他还说自己看错了人，“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”，认为宰予花言巧语愚弄了他，他以前是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，自从看清了宰予后，就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了。
孔子为何如此不待见宰予？他不是春风化雨般爱着每个学生吗？
其实，孔子与宰予的分歧是主义之争。宰予对孔子推崇的丧礼制度有不同意见。
儒家特别重视丧礼，即使是砸锅卖铁也要按照礼制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，然后要守孝三年，不能结婚生子，不能下地干活，更不能笑容灿烂，总之你得悲伤得能自已不成人样，这样才是大孝子。
而宰予认为守孝三年，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，建议缩短为一年。孔子就问他，才一年你就吃上了大米，穿上了绫罗绸缎，你心安吗？宰予说我心安啊。孔子简直气晕，说那你就去心安吧。
宰予走后，孔子说他不仁，是个小人。我们生下来三岁才离开父母的怀抱，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制度，难道宰予对父母连三年的爱都没有吗？
宰予并非不孝之子，他也不一定心安，但他为何要冒被天下人指责的风险说心安呢？
在说宰予之前，我们不妨说说宰予之后的墨子，那时墨子也许尚未出生。墨子原是儒家弟子，因为反对儒家的礼乐特别是重丧制度，离开儒家成立了墨家，成为儒家专业的反对者。
墨子观察世界的立足点是有用，凡是有看的见实效的东西就是好的，反之就是坏的。儒家的葬礼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，应该在取缔之列。
看来，在墨家学派之前，这种功利实用主义思想在宰予那里就已经有了苗头。也就是说，孔子大概从宰予的身上，看到了内部反叛者的迹象。
而不仅是宰予，连孔子最爱的弟子子贡也有了这种思想。
子贡在鲁国做官时，曾经想改革一种祭礼。按照周礼，周天子每年秋冬之交会把第二年的历书交给诸侯，诸侯要把历书放在祖庙里，每到初一就要去祖庙去告祭。但当时鲁君早已经懒得去了，就杀一只羊作为祭品糊弄过去。
子贡认为，既然不去祭祀了，羊已经没有作用了，干脆就主张把羊撤了，也省了一只羊。孔子听了大怒，批评子贡说，“汝爱其羊，吾爱其礼”，子贡你爱惜的是羊，而我爱惜的是礼。
由此可见，宰予和子贡注重实际，是典型的功利实用主义者，既然礼已经不再适用，也产生不了实际效果，为何还要守着不放呢？
而孔子思考问题的角度显然不同。在孔子看来，礼不仅是一种形式，更是一种社会秩序与规范。从硬性规范转化为道德情感，需要长期的仪式感支撑。也就是说，从“礼制”到“礼教”，需要长期的礼仪实践，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。
虽然孔子不相信鬼神，但他强调“祭神如神在”，要用严肃的仪式感强化内心的道德感。
生活没有了仪式感，人们就会缺乏对礼的敬畏与热爱，而没有虔诚的热爱，礼也就徒有其名了。因此，孔子不仅要人们遵守礼，还要人们将礼转化成为内心的情感与道德，做到真学真信真用。
孔子重视守丧三年之礼，是为了强化人们对祖先的敬，而将敬转化为现实的孝，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下，孝自然就能够转化为忠。如此，才能构建一个有序有礼的社会。
因此，孔子大骂宰予的真实原因是，要推行生活的仪式感，是维护礼与放弃礼的主义之争。
